一 不同的征象 1.两个事件，一个话题 十几年前读小克莱·布莱尔的《麦克阿瑟》时，有一个情节深深打动了我。1889年，19岁的麦克阿瑟参加他心荡神驰的西点军校，但进校不久就在考察中遭高年龄生残忍作弄以至发生痉挛和昏倒。过后在选择法院对西点军校这种不光彩作念法的访问时，他谈出了笃定。但当法院要他讲出开顽笑的学生时，他游荡了。关联词如果拒却投降呐喊，他可能被开除。这将意味着孩提期间全部逸想的幻灭。这个时候，母亲送他的一首小诗匡助他下了决心。诗抒发的主要兴味是，东谈主们将以他来判断母亲的品行。如果暗影或欺凌抹黑他的名字，母亲也将蒙受耻辱。有着风雅家庭素质和昂贵天禀的麦克阿瑟具有珍摄个东谈主和家庭荣誉的包袱感。这种包袱感不允许他告发同学。于是麦克阿瑟不顾可能发生的出息危机而选拔了千里默。这个选拔使他获得学员们的遍及尊敬。 在这场由开顽笑造成的事件中，尽管具体讲出开顽笑学生的姓名，使他们受到刑事包袱，步履上无可申斥，然而对一个尊奉荣誉原则的东谈主来说，这是一种变相揭发，而揭发是东谈主类有过的劣行中最不名誉的一种。 半个多世纪后，好意思国电影史上最紧迫的导演之一埃利亚·卡赞在50年代作念了另一种选拔。其时好意思国正处于麦卡锡办法暗影掩饰下。麦卡锡盘考员借一个并无根据的所谓共产党颠覆案煽起政事毒害的狂热和恐怖敌对。在联邦机构和国会对东谈主们的政事信仰和交际活动进行的访问中，很多与好意思共或其他激进组织有关联的东谈主都受到了传讯。卡赞是一个逸想幻灭的好意思共党员，在被国会传讯时为保出息供出了几名共产党一又友和共事。他从此蒙上耻辱，被东谈主们称为“揭发者”。40多年之后的1997年，执导电影曾两度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卡赞已年届87岁乐龄。但好莱坞左翼目田派电影界东谈主士莫得谅解卡赞的揭发步履，好意思国电影学会和洛杉矶影评东谈主聚会会拒却授予卡赞毕生建树奖。 关于每个东谈主来说，高出工夫是领略我方着实自我的一个契机，它使东谈主辞世俗状态下证实出来的个性、东谈主格受到严峻锻练，从而使东谈主有契机在最深档次上了解我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谈主。上述两个事例正是如斯。而在这两个事例中，当事东谈主的不同选拔及东谈主们对他们的选拔作念出的不同响应又同归殊途地波及到揭发这一机密话题，并证实了好意思国东谈主对揭发步履的遍及气派。 2.另一番光景 不管何时何地，揭发都是与迷蒙、鬼祟、不名誉牢牢连在一齐的。可爱干这行当的东谈主与成立性活动无缘。他们热衷于用游荡不定的倡导八方窥探，用贤人的鼻子四处搜寻，把想想、言论、步履行动异于某种圭臬的东谈主一个个锁定在他们的视野之内，把各样所谓“异象”一丝一滴记载下来，拿到需要这些“情况”的处所去，玩忽恭候时机以便拿它们派用场。这是一些心境迷蒙、寡廉鲜耻、步履方式鬼头滑脑的东谈主。 揭发征象古今皆有。关联词不同期期、不同国别、不同社会文化配景下，揭刊行当的隆替景况和揭发者的遭逢相反很大。除那些天性卑鄙而自愿充任揭发者的献身狂暴的东谈主除外，还有两种揭发者。一种是在出息或人命攸关之时由于东谈主性的心虚而屈服于压力被动成了揭发者。另一种是受意志形态招引和千里溺于偏狭的党派态度，为了某种政事信条而罢妄想想上的高洁。这是由诞妄的逸想引起的谈德阻扰。 二 揭发隆替探源 历史上，专科特务或业余的揭发者在东方或西方都曾遍及存在。古希腊是当代西方斯文的发祥地。但王政时期在奥密宫殿中运用着彻底统带权的神王与东方君主雷同有着对揭发的需要。他依靠书吏来终结对全部社会生计的监控。而其时的书吏作为唯独掌合手着翰墨的阶级，他们身兼二任，既在宫里从事建立档案的奥密责任，同期又充任神王的耳目，稀零去发现和向神王密报东谈主民中的“异象”。王权解体后，权利不受限度的神王隐没了，希腊社会参加城邦时期，并轻松形成以公众采集广场为中心的社会空间。在这个时期，社会政事生计的公开性使“耳目”这类东谈主物在大多数城邦丧失了存在的轨制性依据。各城邦仍然有揭发者，但他们的活动进度视各城邦政事轨制而异。因循了王政时期某些专制政事特征的斯巴达寡头政制建立了最早的奥密警员，他们权利很大，不仅监视大家，而且不错夷戮奉陪，夷戮对象主淌若被他们发现具有勇敢之类“危境”品格的奉陪。是以，斯巴达几次在干戈后对为国勇敢作战的奉陪进行集体屠杀。民主制的雅典不可能有对内的专科特务，但政府饱读吹公民告发犯罪征象，如果犯罪者被定罪罚金，告发者可分得一份罚金。这一轨制的前提是每个公民对寰球顺序负有一定包袱。但实施起来却很容易被一些东谈主奢侈于去监视和告发别东谈主的想想、言论和信仰，从而弯曲成对揭发的饱读吹。好在雅典东谈主阐扬目田昂贵的品性，对饱读吹告发犯罪事件可能引起荫藏的但却更严重的罪责——揭发心存严防，而且不管诗东谈主、形而上学家笔下或民间自愿的公论，揭发者都被视为宵小之徒。形而上学家苏格拉底就以为“揭发者不配称为东谈主”。在这么的舆情下，除非实在见利忘义，要否则就是有窥探告发癖而存心想找不轻松，是没几个东谈主愿充任揭发变装的。是以，民主制的雅典固然出现过因揭发者控告苏格拉底渎神而引起的悲催性事件，却不是一个合适盛产揭发者的处所。 至于古罗马，它借以立国的古谈德是坚定、勇敢、宗教虔敬、适应荣誉与包袱。秉持这种谈德的罗马东谈主组成了共和时期的罗马这个无敌之国的基础。这个时期也有揭发者，但也不是他们活跃的好时机。帝国时期则不同了。当出现了毕生领有最高权利的元首后，这权利就成了最高统带者、尤其成了他们中间那些酣醉权利的东谈主需要倾全力去珍摄的东西，于是便产生了限度东谈主民、高出是限度其中优秀分子的需要，对揭发者的需要也就由此而生。当元首进一步演变为天子以后，君主统带对揭发者的依赖更为严重。正如古罗马史家苏维托尼乌斯所说，揭发者偏激孤高者的轻易妄为，已是帝国期间一大弊病。在几个暴君统带时期，这一弱点最为严重。揭发东谈主在康茂德时期也极为荒诞。康茂德由于自己荒淫残忍而把任何出色证实都算作对他权利的挑战。于是善于揣摩暴君心境和罗织他东谈主罪名的揭发东谈主便盯上了那些大公忘我、有要紧孝顺的东谈主。按揭发者的逻辑，大公忘我暗含着对康茂德歪邪步履的无语斥责，要紧孝顺意味着超卓才能。这些恰正是最不可容忍暴君的品性。就这么，揭发者依靠着主子的软弱与腐烂而发迹，主子则利用他们制造的话柄杀东谈主，高出是杀害那些有挑战智力，会妨碍暴君淘气捣蛋的紧迫元老。 20世纪，纳粹德国以数目宏大、密布宇宙的特务机构盖世太保和揭发轨制来实行恐怖统带。二战后东德建立了更为宏大的同类机构斯塔皆和更为有用的揭发轨制。据《斯塔皆》一书袒露，在两德归并前，这个靠机关枪和筑墙来抑止住户流向西德的国度，东谈主口仅1700万，斯塔皆的特工东谈主数竟高达10余万，再加上东谈主数更多的揭发者，险些每6.5个东谈主中就有一个在为斯塔皆办事，每当有十来东谈主聚在一齐时，其中就必有一东谈主在为斯塔皆竖起耳朵。东谈主们的一言一行皆备记载在斯塔皆纷乱的档案中。关联词，通过对内使用特工和揭发者来限度社会，并不是其时处于东西方对抗前沿的东德的专有作念法，而是所有这个词苏东国度的共同政事特征。其中，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对大家的监视和高压限度上决不亚于东德。 中国几千年专制统带时期不仅从来就少不了揭发者，而且给了这类东谈主最大的饱读吹和用武之地。早在西周，就有周历王为压制东谈主民的不悦而聘巫师用所谓“神术”对东谈主民进行有观看和刺探，发现存谁品评他便立即正法。武则天时期启动大规模使用揭发东谈主，并发明了“铜匦投书”，号召和饱读吹揭发，使揭发具有了准轨制形态。但揭发者最荒诞、对这类东谈主的使用最具轨制性的是明朝。还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就为了朱姓山河的厚实而设“检校”，利用这机构去察听仕宦言行致使生计琐事，并密报他本东谈主。“检校”是明代宏大的特务机构的前身。其后朱元璋又设锦衣卫。锦衣卫有观看监视的对象不仅是合座仕宦，而且扩大到匹夫。朱棣在位时又从太监中物色心腹，成立了由寺东谈主组成的东厂。东厂既有观看监视官民，还把锦衣卫也纳入有观看监视范围。锦衣卫和东厂合称厂卫，它们作为特务机构而横行于所有这个词明代，其淫威之大，令官民谈厂卫而色变。锦衣卫和东西厂，所有这些特务机构之间的制约，都办事于权利不受制约的天子一东谈主。厂卫东谈主数纷乱，但要对宇宙官民进行监视而且还要相互监视，仅凭厂卫，东谈主手远远不够。于是厂卫又以各地流氓为耳目，出价向流氓买谍报，给了流氓横行犯科的天赐良机。在明代，揭发者既寄生在厂卫特务机构上，又撑持厂卫有用运作。他们为了赏钱或为了挟嫌纰谬，不仅窥东谈主诡秘，捕风系影地拿捏别东谈主字据，还造谣捏造，罗织罪行，制造了遍及冤案，形成特务机构——揭发者——冤案之间体制性的恶性轮回。 不管东方或西方，不错发现，揭发者在民主政体公开化的社会条目下用武之地不大，但在专制体制的奥密政事下却必不可少。历史事实标明，专制体制提供了揭发征象赖以繁殖的最根柢条目。这种体制下存在着君临全社会的个东谈主或集团。他们东谈主数一丝，但却凭借其把持的社会权利而把持了对全部社会资源的把持，并对占东谈主口绝大多数的东谈主民进行统带。这双重的对抗衡使得对东谈主民的严防成为这种体制的基本政事特征。关于占据统带地位的那些个东谈主或集团来说，安逸权利的最紧迫诀要就在于守秘和限度大家。守秘使权利在奥密状态下运作，既加多东谈主民对政事运作的深重感，又阻断东谈主民了解权利真相的渠谈。这么，权利中心得以根据他们的需要只让东谈主民了解经严格筛选过滤的、致使是伪造的信息。限度东谈主民则同期通过要紧问题上对东谈主民的守秘和对东谈主民动向的掌合手来终结。是以奥密政事和揭发轨制是专制体制下互相依赖和补充的一双怪胎。除了政事上的专制，想想、信仰上的不优容亦然刺激揭发者活跃的紧迫原因。任何想想或信仰如果被奉为至尊人妖 中国，那么与其如影随形的必是辞让异见的偏狭以及对东谈主们想想信仰的有观看和对目田想想的刑事包袱。在这种想想信仰的专政下，稀零去窥探和敷陈别东谈主想想景况的揭发者亦然不可少的变装。 总之，一切专政都有着对揭发的需要，不管这专政是政事上的也曾想想信仰上的，都概莫能外。即使有东谈主抱着风雅愿望为着整肃谈德而实施“良习的专政”，其效果也势必是各式专科特务和业余揭发者狼奔豕突的形式。15世纪末，修士萨伏那罗拉在佛罗伦萨实行的以白皙熏陶媾和德为方针的“良习的专政”等于如斯。为了确保佛罗伦萨东谈主不管在公开形式或私行里都不违反他所执行的禁欲办法良习，他不吝摄取恐怖门径。在他摄取的所有门径中，最不得东谈主心的是利用仆东谈主和儿童充任风化特务。效果不仅使得邻里相互监视，还让仆东谈主监视主东谈主，儿童监视父母。一工夫，佛罗伦萨揭发之风盛行，无处不有的监视使恐怖统带深远到社会每一边际和每个家庭里面，无所不在的揭发使东谈主与东谈主之间致使亲东谈主之间的关系被防患和不信任所毒化。不错说，揭发是最丑恶的社会征象，尤其当揭发成为轨制更是如斯。轨制化的揭发老是与奥密警员的权利最大化谈判联，就犹如一币之两面，二者都是国度权利不受限度的象征。它们以一种无形但却偏激实验的泼辣力量使东谈主民堕入东谈主东谈主自危的懦弱之中。卑鄙的揭发者和天高皇帝远的奥密警员互相串连，布成一张针对着勇气、沉寂、远见、对事物进行凝视、怀疑、判断的感性精神等东谈主类最可贵素质以及禀有这些素质的优秀个体的巨网。通过罗织罪行、制造冤狱去祛除优秀个体，通过抹杀东谈主的可贵素质以取消公众作念出响应的智力。不仅如斯，揭发轨制辞别猜疑与仇恨，疏通起东谈主们身上潜在的恶；防不堪防的揭发和随之而来的刑事包袱则抹杀一切淳厚的想想和信仰，理解东谈主与东谈主之间必要的调和与信任，何况最大终结地腐蚀民族精神。不错说，对东谈主民使用特务和饱读吹揭发是一切暴政中最令东谈主反感，也最具腐蚀性的，它对东谈主类脆弱的谈德是致命的打击。 （摘自《东方文化》2002年第4期）